犬与人的契约

    西藏人有个古老的传说：起初，雪域高原上狼群为害，牧人的牲畜常被掳掠，人们看这生活困苦，于是就举首向天，跪地祈祷，有神看人的生活委实艰难，便遣獒来到人间，为牧人驱除狼群及其他野兽；后来，人与獒订立契约，相互忠诚，永不背叛。

    这个传说揭橥了农牧时代一种历史性的开启与敞开，一种人与犬之间超越了人性与兽性从而达致神性的互存状态。犬与人的契约，其实是人与属灵的自然万物互存共生的契约，这种契约绵延万年，但却在最近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遭到了人的毁弃。撕毁契约的是人，而不是犬。犬依旧忠诚，只是这忠诚由于人的背叛而无所依凭，徒显悲壮的色彩。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谓的“上帝死了”，而“超人”诞生了。这个“超人”就是我们自己，一种被科学技术异化了的动物。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餮食，色欲……我们身披这由13世纪天主教道明会神父圣托玛斯?阿奎纳(St．Thomas Aqluinas)列举的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聚居在人工合成的城市里，远离田野、森林和海滨。犬的流亡成为必然悲剧的命运，只是这悲剧性的命运不被人类关怀，而是成为人类寄托虚荣的一场演出，因为已成“超人”的物种难以真正为犬的流亡有所动情。一切崇高与美，都已蜕变成伪装与夸饰。伪装与夸饰，其实是为了掩藏遗忘之痛与背叛之耻。

    如今，观照犬的流亡，在艺术方面是匮乏的，就像关注一个利用商业资本贿赂世界的后极权国家的人之流亡在政治层面上的匮乏一样。就我所知，最早关注，也是惟一关注犬之流亡者，是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1971年，森山大道在青森县的三泽拍摄了一条流亡犬。1982年，摄影集《犬的记忆》出版，相隔十六年，再出版《犬的记忆 终章》。森山大道也自诩为“彷徨之犬”。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之犬成为一种隐喻。一切被政党戕害被集团排斥被布尔乔亚庸俗的价值观推挤到边缘状态的人，都是被背叛的流亡之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担流亡之犬悲剧性的命运，也就承担了消隐在历史和道德断层里的崇高与美。或许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族摄影家阿鲁斯倾注了十年心血拍摄《流浪马》之后，开始拍摄流浪狗。其实，我更愿意用“流亡”这个尤具政治意涵的、内蕴惨生舛途与家园难返的词语替代“流浪”这个容易导向浪漫想象的词语。马的命运与犬的命运相似。我不知道蒙古人有没有关于马的古老传说。我也不知道蒙古先祖是否曾与马立约。但是，毫无疑问，工业化的病菌已然侵入草原，马被遗弃跟犬被遗弃一样，也成必然。所以，面对阿鲁斯这一组“流浪狗”的作品，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流浪马”在其精神层面上和艺术之旅中一次后延的高潮，一次持续的忏悔，因为二者在拷问人之灵魂的深度与广度上是一致的。